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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小平自信源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

2019-01-24 00:00:00 智能朗读:

    兰州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习习

    汪小平,甘肃省省文联副主席,兰州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。2018年12月8日晚,作为导演,他带着本土原创大电影《丢羊》为兰州人捧回了中国电影最高荣誉——华表奖。这是兰州电影凭借着独属于古老金城的文化自信实现“中国电影兰州制造”的重要时刻,代表了兰州电影人货真价实的一次历史跨越。该片于2016年9月9日在全国城市院线首映,同年10月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。两年多陆续在电影频道累计播出40余次,同时在全国农村院线点播超过2万场次,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。

    采访人:你出身于怎样一个家庭?你觉得你所受的家庭教育及之后的学校教育,对你大半生从事文化工作有怎样的关系?

    汪小平:我出生在一个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家庭,我父亲是一个文化人,是一个诗人、画家,接受过大学教育。我爷爷是一个锥鞋匠,但他确实非同常人,不知他哪来的聪明和远见,在那样一个狭小的鞋匠铺子里,硬是用一根锥子“锥”出来了五个大学生。我爷爷自学成才,他熟知历史,他甚至知道天安门城楼洞子有几块砖、几个柱子,尽管他没去过天安门。他自己和自己下围棋。当时我们家院子在兰州七里河区的小西湖,和当时的兽医研究所一墙之隔,有一位叫盛天胜的有名教授(后来听说他成了工程院院士),他经常隔着墙看我这个没文化的爷爷,他很惊奇这个锥鞋的老汉能自己和自己下围棋。后来,一有闲暇,俩人就对弈一番,盛天胜对我爷爷的棋艺赞不绝口,底层的一个手工业者和一个大教授成了特别好的朋友,这说明了一个问题,就是我爷爷虽然没念过书,但他很有文化。记得他房间里有很多线装书,涵盖经史子集各类版本,放到现在的话是几书架都摆不完的,很遗憾,因为文革,我父亲怕被红卫兵发现把老人打了,在我爷爷不知情的一个夜晚,把他的书放进炕洞烧了,大概烧了三个多小时。后来我父亲和他的弟妹们对这件事非常懊悔,我爷爷得知书被烧了,急成了青光眼,骂我父亲算是什么文化人。当然,父亲做这些,是出于对我爷爷的保护。

    在那个年代,我父亲应该是所住的兰州硷沟沿一带的第一个大学生,也是建国后东乡族的第一代大学生之一。虽然我爷爷是一个锥鞋匠,但实际上我们的文化传承从他那里就开始了,我爷爷自学成才,当了很多年区人大代表。他还是一位爱国爱教的老人,他一直强调任何宗教、任何民族首先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,有了国家才有我们。我小时候,就经常听他这样教育我的父亲和叔叔、姑姑们。我父亲就是在他的教育下上了大学。

    我上世纪60年代出生,小时候正值文革,1966年左右上小学。那个时候,我记得一到周末,饭后,父母把门顶住,床上摆一个小炕桌,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包括我的外祖母,听父亲给我们讲四大名著,一起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童年》《我的大学》等,从高尔基的小说到马雅科夫斯基的诗。父亲不遗余力地给我们讲,我们如饥似渴地听。

    最怕的是周末有客人来访。有一次我和弟弟听到最关键的时刻,突然有人敲门,那人屁股很沉,老是不走,我和弟弟很生气,偷偷把他自行车的气放掉了。到了五六年级,我们开始偷看父亲的藏书。我很早就看了《茶花女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三个火枪手》等,这在我们周围的孩子中是很少见的。

    那时候,我印象最深的是,因为父亲在出版社文艺处做编辑,我们家的灯光在晚上三四点以前是没有关过的。他一丝不苟地给别人改稿子,扶持了一大批年轻作者。他改稿子的时候,我们不能发出响声,吵了他是会挨打的,我们为此挨了很多打。我姥姥很伟大,家务事情她全包了,我父亲把工资拿回来交给她之后,其他的心思全部扑在事业上。

    这些对我有两个很重要的影响,一是从小陶冶了我的文化文学性情,使我们养成了爱学习、爱读书的好习惯,再一个就是我从父亲和在省委宣传部当干部的母亲身上,学会了勤奋。勤奋就是不知疲倦地忘我地工作。

    当年有人问我是什么时候入党的,我开玩笑说:“我在我妈肚子里就入党了”。我母亲是个好党员,据说在我出生大概六个月左右的时候,她断了奶,到甘南下乡去了,头也不回。所以我从小受到父母的影响,就是对工作热情认真、还有为他人着想。我父亲,我觉得他一辈子在为别人做事,一大批作家诗人在他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了。

    所以,可以这样说,我从小是在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。父母给予我的影响让我受用一生,比如勤奋爱学习不怕苦、做一个正直的人、不走歪门邪道,通过自己的奋发努力得到自己热爱的东西。  

    采访人:你的工作轨迹看上去很明晰,在电视台工作几十年,2012年至今在文联。你所在的岗位都是全市重要的文化单位,你觉得两个单位工作职能、工作风格有何异同。

    汪小平:电视台和文联,作为党的文化宣传部门,都是意识形态部门,有很相通的一面,但是又各有分工。电视台主要是传媒,是传播渠道,通过电视这个载体去宣传党的主张、新闻以及教化类的东西。但说实话,现在很多电视台播的东西乌七八糟的。之前,因为我父亲在文联工作,所以我对文联还是大体有点了解的。我没想到会来文联,但我真来文联以后,很快做了一些思考。我不喜欢用常理思考问题,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创新不是发明创造,我觉得最大的创新是整合。你要用你的聪明才智把大家的智慧,把几个毫不相干的事物科学地弄到一起,再把它变成一个崭新的东西,我觉得这是创新。坦率地说,在电视台的时候,我就是一个极不守规矩的人,是不墨守陈规,而不是不守政治规矩、生活规矩、创作规矩。

    我不太相信专家,美国的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才有了第一个主持人。五几年我们才有电视,那么,谁是专家?所以我就在这样一种不服输不循常理情况下,创造了一批好的节目,比方说“兰州零距离”“一把手上电视”“警花说交通”等等,那时候前后策划了一百多台节目,有两三个上了中央台。我做的第一台晚会就是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晚会,那时候,我根本不知道晚会怎么做,但是我敢做。第一我如饥似渴地跟电视学习,第二我把新闻元素融到晚会里,所以在中央台播出的我们的晚会是很有特点的。还有在烈士陵园里搞的“解放兰州五十周年庆典”(8·26颂),没有人在烈士陵园里搞庆典,但我有我的理念,我给领导说,这些烈士牺牲的时候才十八九岁,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城市,他们连见都没见一眼。50年了,他们在这山冈上从没有离去,我们该不该给他们汇报?这台节目让中央台也很吃惊,说你们怎么能在这里搞,而且居然搞得这么好。这就是基于我的不按常理出牌的理念。

    后来我获得“第七届全国德艺双馨奖”,我是兰州唯一一个这个奖项的获得者,为什么?我想,就是要创新啊。我对文联的思考也是这样的。电视台和文联的相同之处都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部门、重要部分,不同的是文联是生产产品的,电视台是播放产品的,他们是传播,我们是创作。

    采访人:很多了解你的人说你精力超常,就像你至今还能勇猛地飞奔于足球场,这表现出你性格中勇毅坚守的一面。正如你刚才讲的,这些在你电视台工作时已有显著表现,那么再具体说说,那些年你在电视台的创新型工作。

    汪小平:我应是甘肃电视民生新闻的第一人,比如“零距离”节目。策划这个节目是因为我当时一直思考电视节目是干嘛的这个问题?是给人民群众看的,那么,就要把节目办到人民群众的心坎里去。我想,老百姓是有诉求的,他们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,我们作为舆论监督部门,是不是更应该给老百姓一个渠道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双向的,第一让老百姓在正规的渠道去诉求,不再乱贴大字报、写告状信;第二政府能通过这个诉求平台,看到很多老百姓实际的困难,并且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;更重要的一个东西,就是以前老百姓获得的信息和实际信息不对称,老百姓并不知道市委、市政府真正的决策是什么,大都道听途说,通过这样一个平台,能直接把政府的决议解读给百姓,这就是创新。

    说我精力旺盛,其实就是不想落后,我甚至在吃饭睡觉时都在想问题,有时候半夜爬起来,要把一些想到的东西写下来。前面说了,我大胆地在晚会里注入了新闻元素、专题元素,使得晚会看起来更加接地气,而不只是跳舞唱歌,比如说我在晚会里设计了专访,出现了新闻纪实元素的闪回,这很新鲜,甚至还有外场结合。这就是我对新型晚会的实践。在我看来,电视横空出世的时候就是个巨人,因为它所带来的传播效应和它的科技器效应,使得电视人一出来就高得不得了。也使得一部分电视人不追求写作功底。我后来发现了什么叫电视艺术,电视艺术是一种艺术门类,是最具破坏性的艺术门类,它可以把一个完整的几百年的传统艺术打得支离破碎,然后重新组建电视节目。我有了这个想法就敢付诸实践。只要有足够的脑子,敢想、敢突破,就一定能做出好节目、好晚会、好纪录片来。

    采访人:很多人对你在兰州市文联五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的讲话记忆犹新,你在会上脱稿热谈了两个多小时,讲了你对文联的认识以及今后的规划,对此你还有印象吗?

    汪小平:我当然有印象,我来文联比较突然,但对文联并非没有思考。我说我这个人胸无大志,相关的一点好处是,我不会把一件事情完全到深思熟虑以后再去做,那样太滞慢,只要我觉得是对的,我就边完善边去做。社会上有人认为文联是边缘单位,文联自己的人也愿意这样认为。一些人到文联,就想找一个爱好,把自己努力包装和培养成这个艺术家那个艺术家的,完全忘记了自己所担负的团结、引领,服务作用。作为文联,我们要团结引导好文艺家,还要对全市的文化艺术工作有创新,我对当时所思考的几个工作思路至今记忆犹新。第一个叫“明确定位”,明确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,难道我们仅仅是要关起门来,干私活写书画画?那么党的文化事业谁来做?所以我说要先定位,我当时总结到,文联不能“等靠挂贴”,不能上面没安排,我们就不作为,其他单位搞活动,我们把名字一挂就行了,作为这么重要的一个文艺团体,我们怎么能没有自己独创性的东西?所以,我接着说要“转型跨越”。让我们文联的每个人从小我的圈里跳出来,变成一个大我,我们要肩负起兰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协调作用,转型跨越,搞好服务,搭好平台。文联是个家,我们不搭好平台、不搞好服务,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凭什么把文联当家?我们文联要跳到兰州市层面的工作格局上,要引领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去做事。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信念,六年下来,我觉得基本做到了,我比较欣慰。

    之外,我上任文联主席以后,首先努力做的就是转变机关作风。同时,我多方申请资金,设立了各类奖项,比如“中青年女文艺家三俊工程”等,这些都是为艺术家搭平台。到第二年我提出“勤奋敬业,勇创一流”,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完成基本过渡,但我们已经站在时代潮头了,腰杆挺直了,扬眉吐气了。我们不再是“等靠挂贴”了,我们成了很多活动的主导。我记得还没到文联的时候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,有个别同僚给我做工作谈心、提建议。说到文联工作,一定要有一技之长,我说什么叫一技之长?他们说,比如写字画画。我说这是什么思维,到文联后,一定要会这个吗?我从不写字、画画,因为我不行,我不能找笑话、找抽。我为那些能做好这些事的人搞好服务,这才是我的本分。

    采访人:“以文艺为载体,探索和发掘宣传城市的新途径”,是你到文联后确定的一个工作思路。这一理念和你在电视台工作的思路其实是一脉相承的,之后,你很快将这一理念付诸于实施,做了很多堪称为大手笔的事情,能帮我们梳理一下吗?

    汪小平:我觉得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对于兰州的文化、对于兰州文化的宣扬,我们不仅仅要坚持和守望,一定还要呐喊。谁来帮我们呐喊呢?没有人帮你做,只有靠自己。另外,我觉得我们要产生文化事件,我们得有吸引人眼球的东西、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。再有,就是要有自己的文化产品,比如我们拍摄的电影,就是我们的文化产品。我是基于这三个理念来做事的。市上的领导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帮助,在他们的支持下,我们创办了大型的系列性的“黄河之都·金城兰州”美术书法摄影展。现在兰州对外宣传口号“黄河之都,金城兰州”就是我们的首创。我们在北京世纪坛首展特别成功,继而从长三角、珠三角再到“水上丝绸之路”节点城市、再到“陆上丝绸之路”的最后一个终点城市罗马分别搞了这个活动。六届活动搞下来,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兰州,让他们知道了兰州的画家、书法家、摄影家真正的实力,同时,这个活动还促生了我们的社会活动家。还有就是我觉得兰州这么大的一个省会城市,没有文艺奖项不行,于是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,我们一口气设了八个奖,而且每个奖项奖金丰厚。在国家还没有大面积整理奖项之前,我们办了两届颁奖活动,第一次让获奖者走红毯,给予艺术家们无上的荣誉感和自豪感。通过这两次颁奖,广大文艺工作者感到文联是他们的家了,他们走着红毯、举着奖杯,拿着全省最高的奖金,脸上洋溢着自豪和高兴。

    之后,我又申请了“中青年女文艺家三俊工程”创作资金。先后鼓励和资助了“女作家三俊”“女音乐家三俊”“女美术家三俊”“女书法家三俊”等。从中青年文艺家到像王学诗、金吉泰这样的老一辈艺术家都得到了文联的资助。这一系列活动是我们的大动作。另外,应时应节地主动做全市高规格、高水平的文艺晚会,比如《长征组歌》晚会,当年用了两年时间筹拍,而我们仅三个月用三个业余团体就把它排了出来,演出非常成功,省市领导都很惊讶。我们还率全国之先干了好多事,比如让作家与甘肃省的党报《甘肃日报》合作搞“华夏文明之行”系列采风活动、搞了大手笔的全国“‘一带一路’网络文学高峰研讨会”,我们让网络作家和传统作家坐在一起展开热烈谈论,两位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都来了;还搞了“中国西部诗歌高峰论坛暨甘肃青年诗会”等活动。我不偏科,不会因为我的长项而去重点抓什么,这是专项资金。其他各项工作也都没闲着,这几年通过文联,评选上的“金城文化名家”一年比一年多,我们可以说真正起到了团结引领、组织协调的作用。

    2015年年底,市委市政府提出找文艺发展的突破口,我于是坚定地选择了影视,因为我觉得影视的传播渠道最广、传播影响力最大。

    采访人:我们觉得很微妙的事是,在电视台你并未真正介入电影,而到文联,你却从影视上闯开了一条路子,是什么决定你在这样一个时段有了这样一个思路?

    汪小平:2015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兰州市要文化突围,我觉得当下传播渠道最多、传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就是影视。因为网络的诞生使影视的传播渠道无限化了。选择影视,我有底气,人家说我跨行胡来,我其实并没有胡来。第一,电视和电影有它们相通的地方;第二,我知道中国电影的毛病在哪里;还有,我认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是文学,我身边有一帮文学功底很好的人,我怕什么嘛。剩下的无非是摄影、灯光这些东西,无非就是生产过程,我选择最有想法的人来做就行了。电影的灵魂在哪呢?在于创作什么。这一点我有把握。我们兰州有这么多的故事,我当然不会用买自行车的钱去买宝马,兰州不必珠光宝气,但可以精致,我不会跟风拍那些和我们相隔千里的故事,我认定,我们挖我们本土的东西就一定能打出去。我当时给浩发影视传媒的韩见讲,我说《丢羊》这个片子肯定不挣钱,但是你要做好准备,我相信五年之内中国电影会回来的,结果没有用五年,只用了两年半,中宣部已经开始直抓电影了。

    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干什么都是业余的,我觉得一旦把自己当成专业人士,就局限了。我是业余的,我啥都想,啥都敢干,没有窠臼和束缚,一个地方卡住了,我拐个弯再走啊。山横千里,水总是要流的。

    采访人:在这里请你简单讲一讲《丢羊》的拍摄。

    汪小平:拍《丢羊》时,我们的资金非常有限,尽管市上给了我们一些扶持,但资金还是远远不够。所以我必须寻找能够投资、并且不怕担风险的公司。机缘巧合我认识了浩发影视传媒公司的韩见,恰巧他跟我一样,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。他说那我干,我跟他讲了,我说你记住,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成果的。于是就这样就干了。这个团队好,我不用担心。我们是2016年春节初八下乡开机的,一共用了21天就拍完了,可以说创造了电影速度。创造电影速度的原因一个是我们资金紧缺,一天就要花几万块钱,我们要想方设法压缩开支;另外因为我们的本子好,我做事的风格就是一定要在开机之前把剧本做到极致,现场不再发生和剧本有关的问题,除非是自然问题。自然问题可以克服,剧本问题就很难克服了。

    我们的拍摄地选在文联的扶贫点,永登县民乐乡柏杨村,我熟悉这个环境,这个环境和我们改编的剧情也十分吻合,可谓一举两得。拍电影给这个村子带来了活力,还解决了一些他们实用的问题,比方说我们直接解决了他们的用电量,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村的用电量才十五千瓦,现在一百五十千瓦。另一方面,我们把这个村子也宣传出去了,那些日子村民的苹果都卖得很快,羊也卖得很快。

    采访人:大家普遍认为艺术作品需要厚积薄发,而《丢羊》几乎获得了一种爆破式的成功,一定有一种潜在的力量。你认为是什么呢?

    汪小平:自信。我特别自信。我刚才跟你们说,我觉得我能干的事情,就特别自信,一定要把它干成,而且我也能把它干成。作为一个领头人,最重要的不是什么事情都你来干,是你确定这个事情以后,在你确认能干的时候,找对合适的人,大家合作来干。

    这个自信不是玩玩闹闹的自信,是我从小就养成的一种自信。我很勤奋,这是我从父母身上承继下来的东西,还有那种为他人着想的善良,都是促成我能取得成功的原因。

   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,我的自信和热情来源于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,这个话听起来有点俗,但确实是我由心而发的话。几十年来,我有很多出外工作的机会,但我都没有走,我从内心深处还是不舍得离开家乡的。

    采访人:你始终强调“本土”,反映出你对家乡自始至终的深厚感情。《丢羊》的“本土”,体现在哪些方面?

    汪小平:《丢羊》这个电影,从剧本、导演、制片团队,都是真正我们自己家乡的人,而不像过去一些外地来的影视摄制组,吃你的、喝你的、拿你的,最后不过是加一个兰州市某单位协拍而已,这个没有意义,拍出的东西不是我们兰州的东西,不是我们自己的“孩子”。

    另一个“本土”就是故事是我们本土的。虽然原作者小说家范文先生的小说原型写的大西北,但是从电影里谁都会看出这就是兰州的农村,兰州农民那么勤劳、较真、淳朴,他的理就是我丢了羊就要找,但是你来帮我找,我就是要给你羊吃,哪怕再多吃几只。另外,“本土”含有我个人的一点私心,就是想让人知道我是兰州人。

    我们兰州人不是不能干,我们能干。我们拍的第一部电影《丢羊》叫本土电影,第二部电影《丢心》拍完后我给记者说,你放心这样写——中国电影兰州制造——我们已经敢这么说了。我们通过电影提升了我们兰州文学艺术家、影视家的文化自信。我真的希望艺术家们放下自己的偏见自己的身段,关注本土,有可能的话,把自己的作品也变成现代传媒,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。

    采访人:在这样一个历史巨变的大时代,很多东西都在被迫或者不经意地丢失。我们发现你有非常敏锐和前瞻的目光,在“丢”与“找”两方面,想通过影视来表达,比如你的《丢羊》和之后的“丢”系列,你坚持要表达的是什么?

    汪小平:是寻找。我还是原来那句话,人的一生也可能是个人的一生,也可能是大时代的一生,他很多时候在经意与不经意,故意与非故意之间丢掉一些东西,那么有些东西丢就丢了,比如金钱、名誉,地位,都是身外之物。但有些东西不能丢,道德底线、善良等不能丢。我就想用电影找回那些我们丢失的东西。

    范文的小说就叫《丢羊》,我觉得非常好听。拍完《丢羊》以后,我敏锐地意识到,拍电影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。你今天《丢羊》了,明天拍其他的了,就形成不了一个品牌和气候。我们小时候读的文学作品,有很多都是三部曲,“激流三部曲”“爱情三部曲”等。它能产生一种宏大的力量。因此,我就勾画了这个“丢”系列电影。我想形成品牌效应,以后只要人们一提“丢”电影,那就知道是我们兰州人拍的。

    《丢心》这个电影,我们找良心。电影《丢人》,把毒贩丢了,但找的是警察的精魂、赤胆忠心。如果有可能,我还想拍最后一“丢”,叫什么呢?我想为我们中国到2020年全面小康时,为党和国家献礼。我们最应该丢掉的是贫困,而贫困是我们永远不希望再找回来的东西,它是真正意义上的“丢”。

    采访人:之前《丢羊》获了提名,在颁奖直播时大家紧张地在电视机前期待着一个时刻的到来,想必那一刻你的心情比我们更紧张和复杂吧?

    汪小平:那一刻真是相当激动。之前得知《丢羊》获得“华表奖”提名的时候,我已经非常意外,我期盼着电影的春天快来,但我没有想到这么快,也没有想到《丢羊》居然获奖了。

    后来我回想了一下,《丢羊》的获奖不是偶然的,这么一个小片子,中央电视台居然频繁播出40余次,这说明什么呢?我想,说明我们好的现实农村题材很稀缺,也说明我们的《丢羊》确实拍得不错。

    第十七届华表奖颁奖那天,我们走进会场坐在位子上,心里没有任何得奖的准备。我还对韩见说,可以了,能获得提名,我们已经创造历史了。但是,当耳朵里突然听到《丢羊》获了优秀农村题材奖时,整个人都懵了,旁边一位演员推了我一把,说“获奖了”,我激动得不行,韩见在一边抹泪。那阵子太懵了,我无数次地期盼过,如果有这个舞台,我会怎么做。但获奖的一刹那,脑子霎时空白了。我登上领奖台,发表的获奖感言,第一段完全即兴的,我必须感谢那些德高望重前排就坐的老艺术家和领导们。一个来自大西北的人,在脑子一片空白的情况下,不知道发言有没有时间限制,我语速越来越快,怕别人说你看这西北来的不懂规矩,电视机前的兰州人会说我把人丢到中央电视台去了,所以我的心情很复杂,那会儿杂念特别多。

    发言的第二段是我曾经想过的,但是想的比这个长,要舍取,这个非常难。最后,我突然想起我写的那篇文章了《兰州,一座别样的城》的结尾,结果愚蠢到家了,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一句“我邀请你们到我的家乡兰州来,那里山美、水美、文化更美,我发誓一定会给你们所有人送上一个大惊喜。”我凭什么给人家“发誓”呢!没想到后来多人说这几句话太好了,像西北汉子。那阵子,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创造历史了。

    《丢羊》获了奖,我的获奖感言也刷了屏。我现在想,如果我领奖时只说感谢的话,那不足以表达我对我们城市的感情。我自豪的是,在那样一个舞台上我没有怯场,我响亮地喊出了我是兰州人。

    采访人:作为兰州电影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奖项,当我们都渐渐冷静下来后,都在思考着《丢羊》获奖的意义,你怎么看?

    汪小平:电影《丢羊》的确创造历史了,是甘肃省历史上第一部获得这个大奖的原创电影。我首先意识到《丢羊》在政治层面上赢得了荣誉。这次华表奖颁奖典礼是中宣部直抓电影以后的第一届颁奖典礼,中宣部为什么把电影从所有艺术门类里挑出来,说明已经把它纳入最高意识形态管理了。

    由此我也看出,电影今后要更加努力地弘扬主旋律,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、弘扬正能量!这是电影人今后的行动标杆。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,我特别自豪的是我们兰州的电影没有缺席,在最重要的划时代的这一届华表奖颁奖典礼上,我没有缺席,比这更重要的是,我们大声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《丢羊》的获奖,还体现了中宣部主抓电影以后,对我们坚持小、正、大(小成本、大情怀、正能量)和讲好中国故事创作路径和方法的极大肯定。也极大地提振了我们兰州人的自信心。做电影,我们行!别人能干,我们也能干!

来源: 兰州新闻网 兰州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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